读《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有感

约翰·奈斯比特夫妇的新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精辟地解析了支撑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八大支柱是：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八大支柱，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内容丰富。全书旁征博引，但又不失为条理清晰。

八大支柱是本书的最大看点。透过这八大支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改革开放，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主线条中兼容并包，“摸石过河”，探索前进。作者强调，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八大支柱一定能够发挥出巨大作用。

《中国大趋势》提出了中国会变为未来世界中心的观点。奈斯比特在书中向世界宣告“中国模式”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正在改变世界。全书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即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不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就像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描述的那样：本书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所做的分析那样。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计划经济走向了新型的市场经济，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奈斯比特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这大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政策连续性和政治的稳定性。奈斯比特还发现，中国就像一个超大企业已经实现了重组，用上述这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拥抱“黑猫白猫”，尽管实施了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的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而西方式的民主也从未在中国兴起。1992年，邓小平曾经强调过一点：“中国人民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个框架内，奈斯比特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应对多方面挑战的最佳途径。

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相信西方国家的模式才是最佳政治模式--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思维必然导致失望和不现实的期望。真正的答案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政绩。奈斯比特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在许多人看来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权力的分散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地实施“先试点后推广”。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广义的概念，然后放手让人民来进行具体的探索和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的新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之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推动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东方和西方

奈斯比特认为，所有迹象都表明全球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东西方社会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新兴的领导者的中国想要在经济上挑战西方对手还需要相当长的路程，但是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可以参与制定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规则。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民主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民主形式。”作者发问：“一个在西方眼中的“独裁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欧洲和美国正在面对一个新对手，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所允许的多元性就是在可怕地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全球道德高地的地位。

“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到过那里。”在奈斯比特看来，理解中国的唯一方式就是搞清楚中国的真实想法，而不是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国人的想法。大多数西方人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奈斯比特从社会学角度探寻答案，他说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universalistic）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 “特定论”的（particularistic）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也就是说，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大部分信仰个体主义的国家往往都是“普适论”的拥趸，大部分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家则往往倾向于“特定论”。因此，作为世界上个人自由旗帜的美国和人道主义旗帜的欧洲，都感觉自己有责任训诫那些不符合自己所认为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普适价值的国家和社会。但是，在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首先忠于集体，然后再考虑个人。如果你来自这种社会，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作者认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做法类似于企业应对危机。当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企业是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选举来决定对策的，管理层必须迅速做出决策，而且还要考虑到长远利益。企业存亡应该是首要问题，个人的利益应该暂时放到一边。那些反对公司文化和目标的人们要么离开，要么适应。只有在企业恢复元气之后，合作伙伴才会享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是，一旦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这样的比喻，对阐释政治稳定性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指出：“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要比西方国家晚一百多年。现在，西方国家经常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但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状的。思想解放是需要时间的。回想一下，西方国家是在大约两百多年前开始现代民主进程的。直到1971年2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拥有了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隔离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仍然存在非常不民主的种姓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亿多中国人从贫穷、饥饿的绝境中走了出来。作者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组数据：中国的识字率为90.9%，平均寿命为73岁，人均GDP为5962美元。与之对比，印度的识字率仅为61%，平均寿命为69岁，人均GDP也只有2762美元（GDP建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之上）。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这样，西方国家自然而然会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循西方价值观。但是，这种传教式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说教。而中国则深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断改正、改善和学习。这种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虽然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西方许多人的观点都还是建立在偏见与无知之上。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对一个领导数亿人走出贫穷、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拥护、而且有着清晰前进方向的政府指手画脚。西方鲜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艺术的讨论，但是政绩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当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它无疑也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作者指出，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评，但实际上它一字不差地来源于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

学会客观冷静地思考

新著认为，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是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意味着人们解放思想，允许多样化的存在，它对中国的生存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学习，实事求是，通过反复尝试来探索可行的发展路径，这是“摸石过河”的基本思想。中国当今文化艺术的活跃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表现，是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具体表现在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活动，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争取与自己的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30年的经验为解决自由与公平正义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说明，中国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绩，正是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预演。未来，世界将目睹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奥运会的辉煌。

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层的强国战略使这个曾经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一跃而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哪个国家能够以高质量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把它们推向全球市场？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预言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环境。中国的发展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近年来，世界银行、联合国的有关机构逐步把中国作为“样板”向发展中国家推荐，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

奈斯比特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并且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平衡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纵向民主”模式而不同于西方的“横向民主”，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虽然本书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它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议题：中国需要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且包括政治发展的模式。

我们对奈斯比特夫妇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形式的见解可能会觉得新奇。他们把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称为横向民主，而把共产党的民主理解为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的纵向民主。显而易见，他们认为这样的民主形式是高效的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时，这也符合了中国人希望稳定和谐的社会主流民意。并且，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是清醒理性和有魄力的，有着带领这个民族重新实现振兴的勇气和领导力，而中国的人民同样也是蓬勃向上和积极乐观的，在各种困难面前有着超凡的智慧和创造力，对政府也有着非凡的信任和包容。因此，这样的政府和人民没有理由不取得成功。中国正在成为很多国家的榜样。随着《中国大趋势》其他文本的出版发行，本书将进一步引起更加广泛的共鸣。

奈斯比特是预言家，更是做学问的大师。他们对中国的趋势之所以有精确的判断，因为他们戴着的是没受污染的“童真”眼睛，没有偏见，只有冷静的思考，因此他们能够看到新的东西，能够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拿中非合作来说，与国际上主流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不一样，大师认为，中国以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换取对自然资源开发只是对中国对非洲做出的一部分贡献，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本身也许会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走出泥潭。如果非洲能够获得中国一半的经济成就，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我们惊讶奈斯比特夫妇对于中国的了解，他们的认知和研究涉及到中国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儒家思想、历史和文化，甚至是民众心理和思维方式，当然还有1949年以后几乎中国所有的政治动向和社会思潮；我们也惊讶奈斯比特的冷静和客观，作为西方人，他们本人却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反省西方意欲将所谓“普世”的西式民主强加给中国的主观臆断，仅凭这一点就让人肃然起敬。于是，人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奈斯比特能够如此客观地认识中国，能够如此客观地评价我们的执政党和人民，而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却对自己的国家和执政党认识往往过于简单、肤浅、片面和武断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态度上的原因，也有心志上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由于知识体系的不健全和方法论的缺失。希望我们年轻人看过此书之后，能够以奈斯比特这样的哲学大师为榜样深入调研，能够变得更加客观冷静，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判断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价值取向。

编辑：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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