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需要用一个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把短缺的流动性补起来，把短缺的需求补起来，但这只是一个短期办法。短期政策很难提供长期的消费需求的支持。因为从危机发生后政府已做过很多号召，希望居民多消费，但要多消费它有一个问题，需要有收入。收入从哪里来呢？
我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说法：以什么方式参与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参与分配。比如农民，消费水平现在很低，号召他消费他没有收入怎么消费呢，他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他没有购买力。购买力从哪里来？要从生产里面来。因此，就需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振兴产业。过去30年里我们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产业有很大的缺陷，缺陷就是它增长模式有问题，这个产业主要是做一些低水平的加工，它的附加值是很低的，所以就需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在产业上的表现，就需要升级。产业升级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提高它的附加值。我们的产业要升级要振兴。
从历史看，每次危机都会催生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1857年是第一次世界性的危机。此次危机催生出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促成了增长模式的大转化，从传统增长模式变成现代增长模式。传统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用投资来支撑增长，而现代增长模式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延续了很长时间，这次危机是二战期间的结构大调整，是以新的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革命。
然而，为什么每次都会催生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因为在危机中实现了结构的重组，淘汰了旧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技术、企业和产业，从而出现了新的技术、新的产业。
从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苗头，新的技术正在迅速的崛起，新的产业正在成长。我们能不能坐上这班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考虑的问题。
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压力、动力和能力。如果没有压力，日子过得很好，就没人想进行技术革命和产业振兴，这次危机带给我们最多的是压力。而动力和能力是要靠各方面的努力才能创造出来的。因此，需要各方面做出努力，才能有充分的动力使所有参与者充分发挥才能，来实现这个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能力方面涉及的问题就更大了，包括企业制度、整个金融系统、整个财政系统等，都需要创新者有能力去创新。
对于企业来说，最关键的是要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等，两端都是高附加值的。
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些误解，认为这个升级可以一步登天。实际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长的阶梯，你能往前走多少就走多少。
对于政府来说，也应该做出努力。现在应对危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帮助产业发展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方法上有问题。
所谓方法上有问题就是，温总理说过多次，政府做了些自己不应该做，或做得不好的事情。而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里，有一些没有做或没有做好。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应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不应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也不应当指定技术路线或者直接定购及提供产品，同时，不宜补助竞争中的一方，合理的补助应当在企业发生竞争前进行，应当努力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以及共用性技术和其他服务。同时，也要对“外部性”进行补偿，即通过征税等方式弥补企业对社会环境等造成的危害，并将收入用于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地方。
从长期看，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使我们产出中的技术含量高，这就使专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就业、技术含量的增加，就能使专业人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那么，消费需求的增加就有了长期保证。
所以应该说，我们要彻底走出危机、走向新的经济高增长，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促成中国经济达到新的高增长。
作者简介：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AM）会员
（责任编辑：洪蕾）